我是一名同志。

但今天我不是來跟大家談同志平權，亦不是要爭取同性婚姻，而是為一班比同志更被邊緣化的朋友，性小眾中的少數，跨性別人士發言。

我知道社會上有一些人，又或者可能很多人，對於同性戀以及變性這兩件事會感到混熬。就如去年，當W小姐案件在終審法院上訴得植，我隔天出席一個公開場合，竟然被一名記者問到：「變性人現在可以結婚，那妳會不會考慮去變性？」我當時很詫異，怎麼我們的社會走到今天，仍然可以對性小眾存在如此大的誤解？

我認為有需要在此說明一下，事實上，同性戀與變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同志喜歡的是同性，但接受自己原有的性別與身份，一般亦無意變成另一個性別；有性別認同障礙的跨性別人士又或變性人，他們是對於自己出生被定立的性別存在不認同以及疑惑，而他們希望自己能夠透過裝扮，又或者變性手術，可以在軀殼與外表上，回復他們心理上原來的性別。

跨性別人士從出生，因為對於自己的性別認同，因為自己同一般人的不一樣，要經歷比別人更痛苦的一生。W小姐於終審法院上訴成功，原本是香港社會於性小眾權益上的一大進步，但結果政府意圖將整個立法程序簡單化，將變性定義收窄為「完成整項變性手術」，然後以為將定義寫入婚姻條例便可草草了事，是很不負責任的一個決定。

其實性別重建手術過程相當複雜，每一個求助個案都不一樣，並不是單靠你想去完成就可以。當中包括心理評估，生理上的種種要求，亦牽涉到經濟上的壓力。 如果你能負擔十幾萬的手術費，可以選擇到外國去進行，但如果經濟能力不許可，就只能等待香港政府支助。而香港到目前為止只有一間醫院可以進行變性手術，由09年到2014的今天，只有約20多個成功案例，但排期等待中的，實質是超過一百多人。就算你這麼幸運，等到政府支助，有些人的身體狀況會被醫生斷定為不適合經歷整個手術程序；就算是符合資格去完成整個過程的人士，亦要面對一定的風險，完成手術後更有可能要承受身體上永久的痛楚和折磨，亦有人會患上情緒病。變性手術危險性高，對身體傷害性大，尤其女變男的手術更為複雜，所以當中有很多朋友亦選擇不去完成性器官重建手術。那這些人是否就應該永遠被排在社會的邊緣，沒有性別，沒有身份，亦沒有結婚與組織家庭的權利呢？

終審法院選擇不在案中處理變性人在整個轉變過程中，哪一個步驟應該被定為已經成功變性，正正是因為變性過程比我們一般人認知複雜。相信這個決定，是想給充裕時間立法會去訂立一個更好的性別承認機制，而不是為了讓政府可以將變性定義簡單化地收窄為「完成整項變性手術」。現在政府這個草案，既沒有尊重法院的判決精神，亦非常不人道。

如果說，在香港，同志的路難行，跨性別人士的路大概更難行。多謝W小姐和願意公開自己變性人身份的朋友，如我身邊這位Joanne，在飽經心靈和身體上折磨的同時，仍然找到站出來面對世界，對抗制度的勇氣，好讓這個對任何有關「性」都抱著「不要提，不要問」心態的社會，這個仍然對性小眾相當排斥和恐懼的議會，首次被強制面對這個一直被視為禁忌的議題。很多歧視正正是來自無知與不理解，看到跟自己不一樣的，大家會驚，會避開，會將這些人劃分為「異類」，「怪物」；有些更極端的，當覺得自己所謂的道德底線被衝擊，更會嘗試去剝削別人。

越不認識我們越抗拒，越抗拒他們就越被孤立，越孤立便無助。

在W小姐案件中多次被引用的案例，1971年的”corbett”案，當中被判敗訴的變性人April Ashley，曾經在一個訪問中剖白：”In fact,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be, was to be normal, whether it be a boy or a girl.” 說到底，無論我們是什麼種族，宗教背景，性取向，什麼性別，撇除這些種種的外在差異，我們其實都只是一個human being，都希望被社會接納，亦都應該享有每一個「人」應有的權利與及尊嚴。

時代在變遷，科技亦日益進步，幾十年幾百年前的「是」，今天也可能變成「非」，相反亦然。現今大致的普世價值，就係必須尊重基本人權。無論你是多麼守舊，也必須明白，今天的世界就是如此多元，性別亦是如此多元。你不認同，不代表他們不存在；你不接納，亦不代表你可以奪取他們的權利。法律本來就是確保每個人都享有相同的保障，如果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共識，那小眾是永遠都不可能被照顧到，那何謂人權？

我代表大愛同盟促請政府儘快遵照法庭建議，訂立「性別承認條例」，或類似性別承認機制，好讓各界跨性別人士得回他們生活上應有的尊重。我們認為，政府對於保障每個市民的權益，責無旁貸，應該是一視同仁，亦不能推卸。